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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尘埃落定》获茅盾文学奖20年,阿来:这表示我正在老去

2020-10-20 11:40:19 来源:浙江新闻 作者:

核心提示

  对于一本书来说,时间是衡量其价值的金标准。畅销书只不过附和了市场一时的需求;常销书才是如黄金一般的硬通货。   《尘埃落定》算得上是书市上的“黄金”。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。22年前,它出版面世;20年前,拿了茅盾文学奖;17年前,有了同名电视剧……更不用..

  对于一本书来说,时间是衡量其价值的金标准。畅销书只不过附和了市场一时的需求;常销书才是如黄金一般的硬通货。

  《尘埃落定》算得上是书市上的“黄金”。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。22年前,它出版面世;20年前,拿了茅盾文学奖;17年前,有了同名电视剧……更不用说,那些几乎隔几年就会被不同出版社再版、再编又重印的。

  直到荣获茅盾文学奖20年后的今天,手握独家全版权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《尘埃落定》。里面收入了作者阿来的代后记《落不定的尘埃》,和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《随风远走》。

  又是一部“新书”。一场阅读分享会也借机,近日在杭州单向空间书店举行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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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来(中),李敬泽(右)

  多年后,阿来回头看看自己和当年作品,心情释然又激动。同辈同行李敬泽,是能够对他投以足够理解和敬意的。但这复杂心理,他眼前的年轻读者——会光顾单向这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大多是年轻人——未必能懂。

  活动在工作日的下午,来的人不少。热络交流中,书中上世纪40年代的藏族故事又多了些别样解读。甚至连写故事的人也变了。

  历史才不是蒙着灰的老古董。22年后,阿来听见有一阵风吹来,“落定的尘埃又泛起”。

  作为作者:

  “我希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,但内在还是有艺术创新的冲动”

  时间是好书的挚友,对好书的作者则不太客气——除非,在时光流淌的大河中,他们有站得足够稳的脚跟。

  阿来惧怕衰老。

  20年前,阿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台上,将读者的欢迎、批评界的好评定义为“成功的喜悦”;20年后,面对台下新一代读者,他感叹:“话题一说就很可怕。因为这表示我正在老去。”

  他对“老去”的定义是“慢慢失去活力和创造力”——两个创作者最需要的东西。

  阿来是茅盾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。《尘埃落定》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,写书时,他也不过34、5岁。

  作为“狂热的阅读者”,阿来读书时就知道和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,只为能“不小心”被锁在馆里面过夜。现场有读者好奇地问:当年的一鸣惊人,是不是因为有范本参考模仿?

  “没有。甚至我都不模仿我自己。” 阿来答得很干脆。他承认会潜移默化地受前辈优秀作品影响。但在主观上,他抗拒“重复”,无论写作内容还是方式。

  《尘埃落定》成功后,不少人提议阿来按着类似套路写下一本。有追求的人,则不想永远停留在同样的模式里。阿来创作的第二部长篇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,一样是写藏族历史,叙述方式却大相径庭。

  有人说,《尘埃落定》像飘逸灵动的河流,里有“门槛很高,高到云朵上去了”一般新颖的比喻,还有不少为模仿傻子二少爷视角而写的“若有似无”的叙述。《机村史诗》(六部曲)却是六座朴实沉稳、重现历史的山峦,是写实、凝重的历史全景。

  重新找一条路写作,阿来有过“读者不认怎么办”的忧虑。只是内心深处的探索欲望更占上风。“我希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,但内在还是有艺术创新的冲动。”

  相对论可以抗衡岁月流逝。阿来要把眺望山川大河的目光挪到脚下。

  他要去拢出落在时代巨石缝隙里的历史尘埃。

  《尘埃落定》涉及的土司制度、藏族文化等内容经得起考据,不是仅仅因为阿来生长于故事的发生地。“我们知道大历史,知道法国大革命是哪一年,鸦片战争是哪一年,但在历史观方面始终有一个缺失:我们不知道地方史。”他自己也不清楚家乡的微观史。

  双脚悬空的感觉太不踏实。“我觉得写小说就要写自己的见识。”三十而立时,阿来停下写诗的笔,开始着手田野调查做地方史的研究。“藏族地区有不同的方言,我们那个方言区一共18家土司,现在是6个县,大概四五十万人。土司一般都是中央朝廷册封的。我调查了18家土司的所有历史,以至于后来比他们自己家族本身讲得更清楚。”

  好事多磨。小说写于琼瑶剧盛行的1994年。没有名气的阿来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,大部分编辑都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。1998年,在阿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,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。

  市场是多元的。只要是珍珠,读者就能识别出光芒。

  在《尘埃落定》没出版之前,李敬泽看过清样。“一个好的作品,一个伟大的作品,或正在成为经典的作品,一定有坚实的历史基础,一定有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彼时彼地的考量。当我读到清样时,我就清楚地意识到,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作品。”

  这也成为李敬泽“至今感到骄傲”的事。因为借阿来为“桥”,在一切未卜的情况下,他预判了一场市场的成功。

  书首印数即达五万册,没用多久,正版印数即超过十万册,并被翻译为英、法、德等15国语言介绍给国外的读者,其中英文版3万册的版税更高达15万美元。近年来,他的国际影响和声誉也与日俱增,一场场国际研讨会、主题活动上,中外知名评论家、作家、汉学家、翻译家,以及普通读者对他投以热情。

  “1998年全中国出书十几万种,长篇小说几千种。经过22年的漂流,‘活’到了今天的《尘埃落定》本身确实是个奇迹。这部书已经成为一个节点,它会继续被一代代的人阅读。”李敬泽说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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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读者:

  “有时候也会放任自己,在作品里头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”

  阅读本身是一件私人的、自觉的事。拥有不同阅历、欲望和目的人,会看到不一样的纸中事。

  一代代的人,是以一双怎样的眼睛看待《尘埃落定》的呢?

  应主持人提问,李敬泽认真分享着老友阿来几十年来的变化。言谈间,他自然而然地背诵出《尘埃落定》中的一句话。

  “在一个下雪的早晨,躺在床上,听到窗外野画眉在声声叫唤。”

  这是《尘埃落定》第一章第一个节的第一句。句号刚落,台下浮现出许多会意的笑容。若仔细观察,会发现笑和笑之间是有差别的。有的含蓄,有的灿烂,有的沉稳——那张笑脸,从活动开始时就挂着了。

  话题也不禁落到第一次看《尘埃落定》时的感受:有人把它视为知识拓展读本,用轻松地方式学习异族文化;有人把它奉为写作范文,位精巧的语言折服并加以誊抄;有人把它当成跌宕的小说,为“骨头里冒泡泡的爱情”的动心,也为彪悍民族权利的角斗惊情……

  历史是真实的,小说是虚构的。渐渐地,更多人在思考的是,为什么会以“又傻又聪明”的二少爷的视角来写呢?

  说过太多意味深长的道理了。阿来大概是有些疲惫。他就换个了“考究”的解答:“清末民国时期,18家土司有的传了30代,有的传了40代,再不济也传了20代。土司之间你嫁给我,我嫁给你,导致了人种的退化,造出来一个人要么身患残疾,要么智力不全。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有点超常智慧的人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:你将他写得完全可怜巴巴也不对,我也知道有些有某种缺陷的人,可能在某些方面超乎常人。”

  “我觉得22年后,关于《尘埃落定》就不能再听阿来的了。” 没想到,李敬泽立刻就拆了“老友”的台。“假如我们现在将曹雪芹请来让他谈谈《红楼梦》,我们肯定都觉得曹雪芹说太不靠谱了。有多少人一定要通过《红楼梦》去认识乾隆年间是怎么回事?有些读者未必要通过《尘埃落定》了解土司制度以及时代变革的整个过程。”

  一部作品在人群中不断流转的过程,是一场生命的成长。任何伟大的经典作品实际上都是由作者和一代代读者共同完成的,而且每一波读者都会作出新的阐释。

  原来,李敬泽是要为读者的价值下注脚:“它是有两个“作者”的,一个作者叫阿来,另一个作者是我们。某种程度上讲,我们比他还要伟大。”

  台下笑得人更多了,表情里还明显多了一分自信。

  阿来也不约而同地笑了。他回忆了“不受控”的写作经验:作家一般都是有写作动机的,但随着人物不断登场,他们自己就“活”了,一切预设和立场随之被抛弃,作家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旁观者、记录人,跟着人物走了。

  因此,从某种程度上,阿来自认无法把握住读者。

  他曾经做过十年杂志总编,最反感编辑们说“我推荐这篇小说发表的理由是读者……”这种说法。“我给编辑部立了规矩:‘不准说读者’。谁说读者,我就认为你在偷懒。”

  有一回,阿来对着一个老说“读者”的固执编辑生气了。揪着编辑的衣领,阿来将他推到窗口质问:“我说你给我说清楚,楼下那些乌泱泱的人是不是读者?他说不是。我说你到楼下叫五个人上来,要都是我们的读者。他说找不到。”

  书与人是相互成就的,“人”包括作者和读者。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至今葆有青春,从某种程度上说,活力由读者赋予。

  “我也是读者,会阅读经典。大多数情况下,会试图揣摩作家想说什么。有时候也会放任自己,在作品里头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,不去揣摩他们的本意。”

  也许,阿来想说的是,一部好作品总会给读者的留白足够的解读空间——毕竟,有时候,作者也说不清爽,当初为什么要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。

  揣测市场的想法也许真的是一场徒劳。作者大可摒弃杂念,顺其自然地把故事讲好。其他,就留给时光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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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纸中人:

  “故乡不仅有卑下,还有高贵的精气神”

  纵使“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总是因为它在探讨一个永恒的时代大主题。

  关于《尘埃落定》的书名,阿来在代后记《落不定的尘埃》里留下定语:“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。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,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。”

  话中有几分“落叶归根”的意蕴。那是“乡愁”的另一种比喻。

  阿来在代后记里还说,小说正是他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。 “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,铁与血的大浪漫。”

  在田野调查中,阿来听到许多传说。传说里的大浪漫来源于历史的厚重,是野蛮里带着的血性和不屈从。对比之下,烛光晚餐一般的当代小浪漫,在历史大浪漫之前陡然显得不足一提。

  李敬泽把这种大浪漫形容为“乡愁”。“乡愁是一个文化或一个人对已逝去的记忆,不仅包含着过去是什么,还包含着我们应该是什么,生活应该是什么的一些理想。”

  听到评论家的读后感,阿来忽然被点醒了。他开始审视自己历经的时代,和时代经历里的自己。

  不是每个故乡都惹人留恋。

  “我唯一的梦想就是离开那个地方。”阿来出生的上世纪50年代末是普遍贫困的年代。深藏腹地的川西物质和精神极度贫乏。“我很年轻时,在县城中就很有名了,因为教书教得好。因此当了我们州的政协常委。那时候政协里没有什么知识分子,全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人:统战队、喇嘛、土司。开会时所有人都没精打采,发言都是同意、好。”

  一个人对故乡爱得越深,就越看不得她的自甘暗淡。

  写完书后,阿来就毫不留恋地告别故地。多年后,他依旧庆幸有足够的执着和韧劲,支撑自己最终逃离。

  “我一般不同意‘你要感谢故乡山水’的说法。难道故乡就不该感谢我一点吗?写完《尘埃落定》这本书,我离开它就更有勇气了。至少我们俩和解了。”和解之后,已不在此山中的阿来,看到了一束光从原来的混沌中射了出来——

  他想起那些开会时没精打采的人们,只要晚上喝点酒,就会“活”过来,两眼放光,红光满面,侃侃而谈。茶马古道上的大商人、边疆沙场的一代枭雄……在已成历史的时代中,他们和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曾是英雄。

  他一边书写故乡史,一边一步步意识到,“故乡不仅有卑下,还有高贵的精气神,以及和大地匹配的英雄气概。”

  于是,阿来不再是愤慨的青年了。《尘埃落定》使他得到了成长。

  正如李敬泽足以发人深省的话:“当我们热爱田园时,我们对自然、大地、村庄的那个热爱,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东西正在逝去,也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过去里包含着一些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、必须珍视的价值。”

  叔本华说:“人们最终真正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事物,只不过是一些在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罢了。”

  《尘埃落定》告诉我们,我们的过去曾存在着一个天真未凿时代。当我们捧读后之所以发自内心地为之倾倒,是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在书中看见了自己,以及心中的向往?

  帮助自己在不确定的时代,坚守内心,完成精神的修炼和成长——这就是一本书的力量。

  就好像,尘埃可以被吹散,也可以落定成大地。大地上,人与大树和花朵一同生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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